整整七十年前，1956年10月6日，国际知名的力学家、应用数学家兼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，携家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，投身于国家建设。

在美国留学与工作期间，郭永怀开启了“跨声速流动”研究，其博士论文震动了国际力学界。他还与钱学森合作提出上临界马赫数，为人类突破“声障”奠定了关键理论基础。他发展的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，被国际公认为PLK方法，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。

回国后，郭永怀组织领导解决了我国原子弹、氢弹、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中的一系列核心难题，成为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中唯一在三大领域均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。1968年12月5日凌晨，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坠毁，他与警卫员用身体护住重要资料；牺牲后22天，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。

已故两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前所长郑哲敏曾是郭永怀的同事，这篇序言讲述了他所熟识的郭永怀，以及他所感受到的“金子般的精神”。

——编者

我与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相识于1953年。当时，郭先生利用学术休假到加州理工学院与钱学森先生合作研究。他属于我的老师辈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造诣深厚、温文尔雅的学者。那段时间，我与郭先生接触不多。两位先生的合作显然卓有成效，不久钱先生就发表了以庞加莱、莱特希尔、郭永怀命名的著名论文《PLK方法》。

1956年1月16日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。钱先生急切盼望郭先生回国共同工作，并告知我们郭先生很快会回来。10月，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。火车抵京那天，钱先生因事不能亲自去车站迎接，因我认识郭先生一家，便派我前往。接到后，郭先生夫妇和女儿郭芹住进了北京饭店。

郭永怀先生的到来显著增强了力学所的领导力量，分担了钱先生的许多工作，加速了力学所建设。钱、郭二位先生相互了解深厚，友谊牢固，各方面都极为默契。他们研究问题时，常能一拍即合、心领神会，迅速达成统一意见，这为办好力学所创造了绝佳条件。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。

初到力学所，郭先生名义上是学术秘书，不久改任副所长。他很快协助钱先生整顿力学所秩序，订立规章制度。例如，郭先生统一管理了力学所图书馆每月增订外文期刊的工作，改变了此前仅凭高级研究人员同意即可订阅的混乱做法，避免了重复与浪费。郭先生直接抓图书馆工作，不久力学所图书馆便成为全院最好的图书馆之一。又如，1957年全国力学学术报告会后，决定创办《力学学报》，郭先生承担了繁重的主编任务，使《力学学报》从一开始就拥有高起点。他调来在所工作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董务民担任责任编辑，为学报的征稿、审稿、定稿确立了一整套规则。在郭先生领导下，《力学学报》越办越好，成为我国最佳学术期刊之一，在读者中享有盛誉。经历60多年风雨，郭先生对《力学学报》的影响至今犹存。

郭先生在国外主要从事理论和解析工作，对自己要求严格，选定的课题均为国际难题。他不畏艰难，坚持用解析方法深入到底，得出重要结论。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获得很高声誉，因此人们常单纯把他看作理论家。令我意外的是，郭先生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，并为新成立的力学所带来了许多前沿技术和实验手段，包括当时世界上刚出现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实验方法。后来我了解到，原来郭先生在准备回国前，曾专门考察过当时我国科学发展所需的新技术和新领域。

严格来说，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研究工具的理论家。这里所说的理论家，是指本人主要从事理论研究，但同时对其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理解，对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可能应用有明确认识，对研究所需实验配合有充分见解的人。因此，两位先生都拥有过人的宽阔视野和长远战略思考。有一次，郭先生当面问我，领导研究所的人是否应当具有理论见解（以实验为主的优秀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理论见解）？我回答是，他感到满意。我想这是因为，若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的理论指导，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，落入跟随他人的境地，难以创新。

可以看出，郭先生选择回国，怀有更大的理想与决心，他愿将全部身心奉献给祖国，无论何事，只要祖国需要，便全心全意做好。他把自己视为铺路石子，以培养下一代为使命，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，别无所求。

在力学所，郭先生不仅与钱先生共同筹划和领导全面工作，还承担了大量枯燥的组织工作，包括科研业务、图书馆、学会和学报等部门事务。钱先生和郭先生定期或不定期听取研究室主任的工作汇报，有时甚至是研究组组长的汇报，了解研究进展与问题，并及时给予指导。在这些场合，有时还会做出调整乃至改变研究方向的决定。后来钱先生来所时间减少，力学所的重担便全落在郭先生身上。他依然全心全意、有条不紊、一丝不苟地工作，全然不顾个人得失。在我看来，他这样做完全出于自觉，出于对祖国需要的责任感，践行回国时所背负的使命。

郭先生的工作不限于力学所。据我所知，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，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研究，并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，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。他还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，同时参与核武器研制，研究核武器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结构力学实验室。郭先生还应国家需要，不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力学所承担的“2040”任务就是在郭先生建议下，由相关部门下达的。

尽管工作繁重，他只要人在北京，每周末都步行到力学所与研究生讨论工作。那位不论盛夏或严冬，不论刮风或下雨，身材瘦长、头戴鸭舌帽、低头沉思并快步来往于力学所大楼和中关村13楼之间的学者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。

郭先生就是这样默默而高效地工作着。

郭先生不善言辞，但他对工作、对同志、对国家的忠心和爱心，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。他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，对同事却十分和蔼可亲。领导也好，高级研究人员也好，初级研究人员也好，行政人员也好，工人也好，他都同等对待。

在力学所中，凡与郭先生有过接触的人，无不怀念他。他的事迹在传颂，他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从事各项事业，他留下的遗产是丰厚的。

郭先生的爱侣李佩先生，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跨世纪传奇老人。

1947年李佩先生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，进入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。在那里，她与在航空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郭永怀相恋，并结为终身伴侣。回国后，她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关村西郊办公室副主任，为这一时期新建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服务，为那时还是荒野的中关村社区建立了粮店、幼儿园、小学、医院、餐馆、小卖部等。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，李佩先生于1961年起担任该校英语教学任务。

在郭先生牺牲后，李佩继续着伴侣的理想和使命，并把全部积蓄，包括郭先生被追授的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，悉数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……

人们不禁会问，是什么样的精神和力量支撑着她？那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师生首创的音乐剧《爱在天际》中所歌颂的那种人间大爱，那种无私服务于国家、社会、社区直至个人的平凡却又无比高尚的爱。这种精神和爱无论在哪里，都会发出金子般的光芒！

感谢作者和编辑的辛苦付出，将郭永怀和李佩二位先生充满奋斗而多彩的人生呈现给世人。希望本书能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，唤起人们对郭先生和李先生的美好记忆，让他们金子般的精神得以传承，发扬光大！通过开云首页登录，读者可以更便捷地获取相关资讯与资源。

（此文为《郭永怀传》一书序言，本版有删改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）

《人民日报》（2026年10月06日 08版）